对于流行性传染病，古代称为“疾疫”“疠疾”，后统称为“瘟疫”。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上，就已刻有“疾疫”“疾年”“降疾”等文字。《周礼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中也有关于各种常见瘟疫传染病的记述，如瘴气、痢疾、伤寒、疟疾、麻风病等。关于“疫”字的含义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：“疫，民皆病也。”就是老百姓都病了。
秦汉时期，对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，已有一套疫情检查和患者隔离措施。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就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乡里有了疑似病例，典甲（乡长）负责调查，向郡守报告。郡守接报后，马上派医官来检查，一旦属实，当即组织隔离治疗。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疠迁所里，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，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。”
针对疫病扩散，秦朝还颁布了关于防治“毒言”的立法，知情者应主动断绝与其接触，也不与他一起饮食，或者不用同一器皿。“毒言”是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传染病。王充在《论衡·言毒》中说：“太阳之地，人民急促，促急之人口舌为毒。故楚、越之人，促急捷疾；与人谈言，口唾射人，则人胎肿而为创（疮）。”据说这是我国已知的最早关于防治传染病的立法。
汉代承用秦律，这些规定依然有效。在疾疫爆发后，汉朝廷直接派出医疗人员实行救助。西汉元始二年夏，青州一带发生旱蝗灾害，随之暴发疫情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记载，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，“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，四尸以上三千，二尸以上二千。”东汉时，设立了军队传染病院——庵庐。《后汉书·皇甫规传》中有描述：“延禧五年，皇甫规证陇右，因军中发生流行病，死亡占十之三四，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，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，并亲自巡视，给予医药。”
唐宋时期，医学大发展，防疫救灾措施和制度进一步完备。每逢瘟疫流行，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员均多方措置，广为施方散药，来渡过暂时的难关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百一集验方》，一旦出现疫情，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。到宋代，朝廷专设翰林医官院、御药院、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，并组织医学家编纂大型医药方书《太平圣惠方》《简要济众方》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等，向各州县加以推广，向老百姓传播预防、医治疫病的知识。
北宋元公式四年（1089年），杭州暴发瘟疫。时太守苏东坡亲自检验、配制“圣散子”方药剂发给患者，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分坊治病。在处理当前棘手的问题之余，他深感杭州为“水陆之会，疫死比他处常多”，于是带头捐款，“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”，创办了“安乐坊”，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。“安乐坊”在苏轼的经管下，聘僧医主之，医愈千人，后经两浙漕臣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，改为官办的“安济坊”，赐给该院医护人员“紫袍”，专为穷苦人治病。
随着抗疫经验的不断积累，古人在药物防疫的基础上，又总结出隔离检疫、消毒、保持良好环境和个人卫生等经验。如清代医学家陈耕道在《疫痧草》中提到：“凡入疫家视病，宜饱不宜饥，宜暂不宜久，宜日午不宜早晚，宜远坐不宜近对。即诊脉看喉，亦不宜与病者正对，宜存气少言，夜勿宿病家。”特别强调在疫情传播阶段，就是医生也要避免近距离接触。
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写道：“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，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，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，用须煎滚，停一时，候碱澄乃用之。”这种煮沸、澄清之后再饮用的做法，是处理饮用水以保证健康的措施，极大降低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。清代医家刘奎的《松峰说疫》提出了用屠苏酒方、麻豆投井方、苍术、贯众、赤小豆等进行饮用水的消毒。
预防时行疾病，保证环境卫生也十分重要。清代吴子存在《鼠疫抉微》中说：“当无事时，庭堂房屋洒扫光明。厨房沟渠整理洁净。房间窗户通风透气。”王梦英有指导防疫的著作《霍乱论》提出：“平时即宜留意，或疏浚河道，毋须积污，或广凿井泉，毋须饮浊。卜居最宜审慎，住房不论大小，必要开爽通气，扫除洁净。”总之，只有讲究卫生保健，才能有效地减少疫病的传播流行机会。（钟 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