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沈 津
长征是人类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,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,也是一座崇高的精神丰碑。重读《红军长征记》,从一个个饱含希望、信仰、理想的鲜活故事,倍感长征的艰辛困苦、铁血悲壮,更加珍惜我们当下的幸福生活。
1934年10月,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。这一震撼全球的伟大壮举,被西方学者称为“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”“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”。
长征的胜利,在每个参与者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,于是1936年的春天,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有关人员开始考虑编一本关于长征的书。当时在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丁玲,是参与编辑《红军长征记》(下面简称《长征记》)的人员之一。她于1937年4月15日写的《文艺在苏区》(《丁玲全集》第七卷)生动地描绘了收到征文后的心情:“新的奇迹又发生了,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。开始的时候,征稿通知发出后,还不能有一点把握。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,却从东南西北,几百里,一千里路以外,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,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,用粗纸写的,红红绿绿的稿子,坐在驴背上,游览塞北风光,饱尝尘土,翻过无数大沟,皱了的纸,模糊了的字,都伸开四肢,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。在这上面,一个两个嘻开着嘴的脸凑拢了,蠕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,稿子堆到一尺高,两尺高。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,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。于是编辑们,失去了睡眠,日夜整理着,誊清这些出乎意料,写得美好的文章。”
到了1936年10月底,收到的稿子有两百篇以上,以字数看,约五十万言,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,其余是“桓桓武夫”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。经过丁玲等编委的剪裁,一份初稿形成了。在当时的形势下,又被抄成了24份,其中的大部分分别请参加长征的将士们订正补充,最后又将这些修改本集中,选择其中一本最完善的作定稿本,当然,别的本子中有好的修改也都过录到了定稿本上了。
《长征记》终于在1942年出版了,它是记载长征这一历史史实的最早文献。它的征稿始于陕北的瓦窑堡,在保安进行编辑工作,而全书的编定则在延安完成。笔者所见到的这部书分上下两册,三十二开,除书名外,还印有“党内参考材料”“总政治部宣传部印。一九四二年十一月”,此书当属非卖品。当时的宣传部部长为陆定一。此书之更重要处还在于封面上又有总司令朱德的签名。这部书是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的数十种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内珍贵图书、党的文件中的一种,这些珍藏都是美国著名作家、《西行漫记》的作者埃德加·斯诺先生捐赠的。斯诺于1936年6月第一次进入陕北苏区,先后采访了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央领导人,将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。这本《长征记》应是总司令朱德赠给斯诺作纪念的。
《长征记》前有出版者的话:“这本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的《红军长征记》一书(原名《二万五千里》),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编好(见编者的话)直到现在,已经五年半以上了,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,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,无暇校正,以致久未付印,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。现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,把它印出来,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,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(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,原稿只有一本,深恐损毁或遗失)。本书的写作,系在一九三六年,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,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,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,因此,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,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。这次付印,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,故仍依本来面目,一字未改。希接到本书的同志,须妥为保存,不得转让他人,不准再行翻印。总政治部宣传部。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。”《长征记》总共四百一十二页,收有回忆录一百篇,上册四十二篇,下册五十八篇,附歌曲十首。
“天翻地覆慨而慷。”中国革命的胜利确是来之不易。这几十年来,国内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数以千计,有关长征的回忆录、史料、大事记也出版了不少,为“长征”的研究奠定了绝好的基础,但是鲜有研究者提起此《长征记》,可见其流传稀少,不为有关部门和研究者所知。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,这或许是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,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,由众多军队作者围绕一个专题,从不同角度创作出的数百篇作品汇集而成的唯一著作,因此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。此书执笔者写作的时间,离长征胜利仅有数月,途经之事,记忆如昨,历历在目。同时执笔者多半是拿枪杆子的,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,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,他们的文字技巧平常,但他们能以朴素的文字来写他们所经历的伟大的现实,故粗糙质朴、没有怎么加工的文字,不仅是可爱,而且必然是非常可贵的。因此,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、长征史来说,确实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,是一部珍贵的、重要的历史文献。